没有玻璃窗，也没有隔板，北京和睦家医院的药剂师冀连梅和医生一样，面对面和患者交流。

    一个冬日的午后，她正详细地给一个父亲解释两瓶喷雾剂的区别。大夫给他5岁的儿子开了两种治疗哮喘的药物，但打开说明书根本看不出来两者的区别，更别提小孩子该如何使用了。

    这几乎是每位父母遭遇过的尴尬。整整一层楼的药店里，儿童药品只占据了巴掌大的一层货架。打开说明书，提到儿童用药大多是笼统的一句“请遵医嘱”或“酌情减量”，让心急火燎的家长无所适从。好不容易找到一瓶标明服用剂量的退烧糖浆，还要按照不同年龄甚至不同体重来服用，大人不得不找出计算器进行千克和毫升之间的换算。

    “在中国当父母，只知道阿司匹林可不行，你要明白什么叫麦角胺、氯霉素和乙酰氨基酚，学会用半衰期来计算药物排出体外的时间，甚至要像金庸笔下的小龙女一样练习玉女素心剑法，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指甲盖大小的一粒药劈成8瓣，”一位母亲忍不住叹了口气说，“不学点儿科医学知识，根本不放心。”

    “一种是紧急发作时缓解症状用的，一种是让孩子长期使用改善体质的。”冀连梅对那位父亲解释说。她指出在药学的临床研究中，儿童通常不作为观察对象。这意味着不仅缺乏专门针对儿童开发的配方药物，更缺乏对儿童用药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解释。据统计，我国每天有数百人死于不良用药，其中儿童占32%。

    “儿童虽然是个小人，但并不是缩小版的成人，儿童用药要慎之又慎。”从2011年起，冀连梅开始通过微博向公众普及儿童的安全用药问题。

    “什么，”那位母亲大吃一惊，“那中国的孩子怎么办？”

   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(WHO)的说法，儿童用药安全是个全球性问题。数据表明，全世界每年约有90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，其中许多儿童死于原本可以治愈的病症。不仅如此，许多儿童使用的药物对儿童的作用尚无定论，甚至没有获得许可对儿童使用。

    而来自卫生部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显示，我国儿童用药不良反应率是12.9%，新生儿高达24.4%，成人只有6.9%。据中国聋儿康复中心统计，我国7岁以下聋儿，超过30%是因药物过量造成的毒副作用所致。

    这其中的首要问题是无药可用。来自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数据表明，我国儿童专用药物剂型同现有药物剂型的比例高达1:59，90%的药品没有适宜儿童的专用剂型。在我国2009年发布实施的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》中，儿童药物数量偏少，尤其是在102种中成药中，只有1个儿童专用品种。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数据则显示，以专门治疗婴儿腹泻的一二线抗生素为例，北京协和共有西药1300种，儿科专用药品只有31种。

    一位姓翟的儿科医生依然记得，一位父亲为了给5个月的孩子喂药，先拿着剪刀在药片上剪出几个豁口，再找出一只玻璃杯将其压碎，最后小心翼翼地挑拣出近三分之一的药量。

他的儿子得了重症肾病，每天需要两次服用一种名为“强的松”的特效药物。对于这个还不到半岁的小宝宝来说，即使是磨成芝麻粒大小的药片，仍然巨大得难以吞咽。不得已，这位父亲把药片磨碎后，还要将其泡在水里，用奶瓶给孩子喂进去。

    “即使如此，剂量仍然不够准确，”翟医生很是无奈，“在国外这种药物有液体的口服剂，可以用针管来抽取适当剂量。”

    儿童药品剂型、种类的缺乏，与儿童药品研发市场的不景气脱不开关系。目前，我国很多制药企业以生产成人药品为主，多数儿童药品是由制药企业附带进行小批量的生产。以呼吸系统药物为例，眼下只有上海、沈阳、无锡、温州等6地的一些医疗机构参与试验，可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种类繁多，药品更新和淘汰速度又过快，药品厂难以赢利。

    冀连梅回忆起在美国沃尔玛药房的工作经历。美国大部分药品不但有儿童剂型，还有给儿童辅助用药的糖浆。这种糖浆包括桔子味、水蜜桃味、草莓味等多种口味，可以让孩子按自己的喜好挑选。她记得，自己回国后在和睦家医院工作，一位外国人来买糖浆，却被告知没有。

    “什么，”那位母亲大吃一惊，“那中国的孩子怎么办？”

    把大人的药减量给孩子吃，是“用孩子做药物实验”

    由于缺乏儿童药剂，许多儿科医生不得不给孩子开一些成人药物，然后“儿童酌情减半或遵医嘱”。

    但这种做法并不正确，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，是“用孩子做药物实验”。“孩子可不是缩小版的成人，”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儿童药物标准化研讨会的儿内科专家鲍一笑指出，“这正是儿童用药与成人用药必须不一样的一个原因”。

    上海瑞金医院儿科医生肖园表示，儿童在体格和器官功能各方面都处于不断发育的时期，中枢神经系统、胃肠道功能、肝肾功能和内分泌系统发育都未健全，其药动学和药效学特征与成人的差异更为显著。